上回说到听障群体中，口语族的存在。（上回：原来TA们是这样的听障口语族（上）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 “不打手语的聋人”？他们明明与“健全人”就差在那点听力上，他们的困难在什么地方？

听障口语族的形成

首先解释一下我国听障口语族形成的医学和康复学背景。近三十年来随着国家对听力残障康复的逐渐重视，“早发现、早干预、早康复”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我国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听力残障救助体系。对于听障儿童实施抢救性康复，可以让一个孩子乃至一个家庭有一个不同的未来。

这样，越来越多的先天性听损的孩子，在学语期，能够通过助听器或人工耳蜗聆听到外界声音，没有错过听觉刺激，使得他们的大脑能够及时发育出获取声音信息和发展有声语言的能力。这种使用有声语言的能力，使得他们相对容易融入听常人为主体的主流社会。这些早期案例，也鼓励着越来越多的听障婴幼儿家长，在知道自己的孩子出现单纯听力问题时，有一个学习手语之外的选项，就是凭借助听器、人工耳蜗等辅具，进行听觉和语言康复训练，帮助孩子用另外一个方法融入社会。

同时，随着社会发展的压力增大和人类生理原因，一部分成年人也可能遇到突聋、老年性耳聋的现象，成为听障人士，原本的生活中就没有手语，也慢慢接受了出现听力损失后及时选配助听器的观念，也成为听障口语族的组成部分。

从语言学习的角度看，训练聋儿学习有声语言，可以做到，但是确实艰难。汉语语音中有很多声音分布在中高频，而高频部分听力受损的孩子，感知不到这些声音，只能通过父母和老师粗糙的讲解来观看、触摸、感受、模拟这些缺失的语音。走上口语康复之这条漫长而孤独的隧道的听障者，要在千千万万敲击着耳膜刮擦着脑仁奔驰翻滚呼啸而过的坚硬而粗糙的声音碎片中，努力触碰到，那一片轻盈透明的蝴蝶翅膀。

他们的口型可能会夸张，音调可能会变形，语速或许快到好比驾车，又可能艰涩到如同爬山，说话的节奏平平一片仿佛不知抑扬顿挫为何物，平翘舌有时不分家，发“乌”好像含着一口水，读“一”好像被吞掉了。他们有时候被提醒“大舌头”，有时候被怀疑为“外国人”，有时候被训斥“说话态度要端正”。

其实，言语病理学专家将这种现象命名为“病理腔调”，这是由于听觉或发声器官功能受损，导致发声人的语音出现扭曲。要知道，他们在助听设备里听到的声音绝非人耳听到的辨识度那样高的声音，而是很模糊、混乱以及清晰声响的交缠错杂的声音，仿佛在阅读复印质量参差不齐的文稿，有的笔画干净，有的地方是重影，有的墨色淡若无物，有的关键部分是空白，有的甩下了一大团墨块。听障口语族要让大脑校正所听到的不完备的语音，还要尽可能准确地模仿学到的正确语音，其艰难可想而知。

总而言之，有的人由于原生家庭就是那样，学习口语是最自然的选择；有的人是生命中途出现听力损失，咬紧牙关也要走下去。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听障口语族”的概念就慢慢浮出了水面：他们可以听到一部分声音，可是助听设备却不能像眼镜的那样让近视人士看东西仍然可以远近自若；虽然他们能使用口语，可是对语言的掌握却可能千差万别。

听障口语族头顶上的玻璃天花板

听障口语族即使能突破听能康复和口语习得的重重迷雾，还可能迎头撞上社会大环境的玻璃天花板。这堵天花板看不见，但是摸得着，它从我们的心里一直延伸到更远的地方：

第一，口语族自身定位游移不定，身份认同模糊不清

绝大多数口语族认为“聋”只是针对完全失聪，没有口语交流能力的人。而他们自己能说话，能听见一些声音，所以，他们觉得自己和那些打手语的“聋人”不是一类人。同时，部分手语族也从“聋”的另一个侧面来解释，认为“聋”意味着一定要会使用手语，不会手语的那些口语族，也非我族类。这样，两者就很难沟通和交流到一起，这是听力残疾人群内部的身份认同矛盾。

此外，在和一些朋友交流的过程中，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观点，就是大部分听障口语族“不认为自己是聋人”。这种看似“身残志坚”的心态，使得我们很多成年听障者和一些听障家长，拒绝这方面的身份认同，甚至否认“听力残疾”带来的障碍。他们会从其他方面，比如学习不够努力，工作不够认真，专业水平达不到碾压听常人级别，情商不够高，不懂察言观色，缺乏沟通技巧等等来驱策自己。以上种种，本质上是“唯个人能力论”，虽然从康复角度来说有一定可取之处，不把自己当作残疾人，才愿意努力突破障碍和自身极限。但是，将口语族在人生发展中遇到的种种障碍完全归因于个体和家庭“不够好”，忽视了政府和社会在残障问题中应当负起的责任。这是残障观念仍然停留在慈善模式和医疗模式导致的身份认同障碍。

第二，受制于“听障污名化”这一社会观念带来的压迫

近年来，助听器的体积越做越小，功能也越来越强大。部分中轻度的口语族在助听器的帮助下，可以很好地隐藏自己的助听辅具。这一部分听障者又出于自我保护心理，在谈话中，不敢向别人公开自己的听力问题。然而在具有挑战性的聆听环境如噪音、远距离下，会因为听力补偿不足，导致信息缺失或判断失误，从而让沟通效果打了折扣。产生了沟通障碍后，其他对话者就自然而然把那些打岔、错听行为，归罪于对话中的另一方——听障者，认为对方智商不在线、情商太低、沟通态度不佳等，强行让听障者承担沟通失败的责任。一些听常人还由此产生了“听障都无法正常沟通”的刻板印象，并且扩散到其他听障者身上。这是听障者主动遮掩听损问题，以致沟通链条破损，从而形成的社交障碍。

和中轻度听损的口语族不同，我身为重度听损口语族，倒从来不去刻意掩藏自身的听力问题。尴尬而无奈的是，大多数情况下，我还没来得及解释，别人就已经给我打上了标签：“看！这人架子太大，太高冷，不好接触！”或者：“我的话难道他没明白吗？他不是能听见吗？怎么没反应？”我还要花很多时间来额外“洗白”。这是已有的社会观念不了解听力损失，听障者被迫背锅，因而造成的社交障碍。

第三，社会支持沟通无障碍的方式过于单一

一提起适配听障者需求的信息无障碍，绝大多数听常人或者其他身障者可能第一反应是“手语”。我也被多次询问：“你会不会手语？”一开始我也会觉得有些窘迫，因为我确实不精通手语。并不是看不起手语，而是我的大部分生活和工作中都用不上，语言技能用进废退，如果不经常使用一定会被遗忘。同时，我接触的相当一部分口语族甚至对手语很反感，认为手语的公众形象过于显眼，挡住了他们的机会。认为听障者要么只使用手语沟通，手语是所有听障者的通用语；要么他们可以通过助听器补偿到和听常人一样，不需要任何辅助；这两种观念都太极端，已经不符合时代发展现况。

其实无障碍沟通的合理辅助渠道，实际上丰富多元，远远不止于手语翻译。一方面是助听辅具技术（包括助听器、人工耳蜗、络学笔等拾音外挂、云塔等声场优化设备）的进化和推广，增强语音，优化声场。例如在美国和英国，助听器和人工耳蜗可以享受保险，覆盖群体不止于儿童；在澳大利亚，政府出面支付并推动公立学校为听障学童配备最新技术的拾音辅具。而国内助听器价格居高不下，款式落后于国外市场，人工耳蜗手术补贴只覆盖了0-6岁儿童，对成年人没有任何补贴政策，部分公立学校教职工不配合听障学生使用拾音外挂。另一方面是人工速录服务或人工智能语音转写服务的广泛应用，利用全面细致的文本信息补齐听障者仅靠听觉获取信息的短板。例如在美国高校，校方会为提出申请的听障学生配备各种课程包括讨论班的速录服务。而在我国，只有各级残联工作会议和部分企业会议上，才有机会见到速录员低头录入的身影。人工智能语音转写服务兴起非常晚，距离进入实际应用和满足听障人群需求，还有一段距离。

那么针对这三类问题会带来什么样的困扰，听障口语族该怎么办？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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